黄燕那里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，她没有否认委托关锐的事情，称是确实想找一些江淼的污点，理由是为了儿子，未来如果在利益分配上产生冲突，这些材料将会是非常有用的。但是她否认在江淼被杀之前曾经收到过关锐的任何调查结果。
黄燕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，每一个你认为是缺口的地方，她总是早早地做好了准备，理由不但能够解释你的所有疑惑，甚至连你没有考虑到的东西，她都能很贴心地提醒、补充。刚刚生出的一点希望之火，又在瞬间被她浇灭。
就像讨论时有人提出的那样，包括杨昆自己也没有办法否认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地将黄燕列为头号的嫌疑对象。如果说最初的时候还仅仅因为直觉，到了现在，在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嫌疑对象之后，在凶手几乎呼之欲出的时候，这个头号嫌疑人依然滴水不漏，本身就是个令人生疑的反常现象。
她有充分的动机，有足够的能力，还有目前无法查证的作案时间和手段。对于一个优秀的侦查人员，通常能够在无形之间，让嫌疑对象主动地提供不在场证据和不能作案的种种证明。这虽然跟法律隐含的“嫌疑人没有自证无罪的义务”似乎相悖，但在实践过程中，嫌疑人基本没有这样的自觉，他们通常会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的有利证据都倾诉在第一次的询问中。但黄燕不一样，她并没有急于辩白，而是很从容地将举证的责任转移到了侦查机关这一方。
她提供的是一个简单却极其有力的证明结构，如果怀疑或者推翻，就必须动摇一些最基础却相互关联的东西。比如她和儿子之间互相证明的有效性，而要推翻这个证明力，就必须动摇对冯云伟所有行为的推理，再往前溯，那可能意味着目前确立的侦查体系在整体上的崩塌。
但是杨昆没有表现出失望的意思，他隐约感觉到了另外的一条出路。就在他还在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动时，钟万和忽然给了他一项任务。
“你和邢锋，马上到省厅一趟，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办。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，是上面交代的。”
钟万和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不快：
“另外，他们特地交代把关锐的所有材料都带上。关锐那边……你们有很多材料么？”
这个时刻终于等来了，可以想见接下来会有一番压力很大的汇报，当然还有重担卸掉之后的轻松。
在案件即将有决定性突破的关口，去外地出一趟看起来连目的都不甚明了的差，这本不是一个适宜的选择。但杨昆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等待这个时刻的心情，一点都不逊色于对案件突破的急切。他不知道自己、还有邢锋他们所做的能有多大的作用，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将要充当什么样的角色，不过既然已经介入了此事，他不想缺席预计中的最终时刻。
杨昆基本可以预测到这个行动所指向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。以他们的分工、级别，肯定是不会成为主角，整个公安系统可能都不在主战场之内。但是如果能够见证一下事件的走向，杨昆觉得就已经足够。他从心里期盼着某种惩罚、或者即便是无奈的报应落到那个人的头上。
那个人，在他任职本市一把手的几年时间里，杨昆仅凭自己的耳闻目睹就本能地对其产生了恶感。事实上他了解的事情远远多于社会上的那些传闻。杨昆曾经不止一次当面见过那个人，当面接受过他表面上冠冕堂皇内里却另有乾坤的指示。
杨昆记得在东街棚户区拆迁过程中，一场奇怪的大火驱赶走了原先信誓旦旦坚持不走的住户们，同时带走了两个人的生命。案件当时很快便有了眉目，放火者和幕后的指使者已经呼之欲出，连街头巷尾都在热议。但就是那个权倾全市的人，公然在政法委主持的会议上指示要慎重、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云云，案件很快便石沉大海。
这类的事情太多，多到如果某个重要的事情没有那个人的指示、没有感觉到那个人的存在，杨昆便会觉得不太真实。
自己的力量、地位在他眼里根本无足轻重，但是，如果真的已经燃起了大火，杨昆是不会放过添一把柴火的机会。
当天下午，杨昆二人就到了省厅，接待他们的是省厅办公室的人而不是通常那些熟悉的刑侦总队的人，这让杨昆觉得有点奇怪。不过，接待人员马上打消了他的疑问。
“明天上午，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是省委召集的，你们要参加的是这个会议。”
“那……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”
“不用。”
那人微笑着回答，本意应该是想让杨昆放轻松，但在后者那里，却被理解成了神秘莫测的姿态。
“你们带好自己的材料就好。其他的现场会有人给你们指示……真要说起来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准备，你知道，这个会议规格很高。”
杨昆大概明白了这次会议的内容。说起来，关锐在这样的场面里恐怕连小角色都谈不上，但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，否则，依他们的级别是没有资格参会的。
杨昆二人被带到了一个宾馆，也不是公安厅通常接待的处所，而是离省委很近的地方。杨昆听说过这里，平时出差根本没有想过能住在这样规格的宾馆，这次却意外地沾了光。
“应该是怕我们耽误了明天的会议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