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真的……我以前骗过你吗？”陈金芳说，“我现在实在找不着别人了……”
她的口气让我不由得恐惧起来。我迅速问了她在哪儿，然后请了个假，开车出门。
陈金芳所说的那个地址，在东四环麦子店附近的一栋筒子楼里。那儿的房子十分老旧，租住的都是刚来北京不久的年轻人。逼仄的土路两旁摆满了小摊，生锈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堆放着。离楼门洞还有半里路，b哥那辆“捷豹”车就再也过不去了，我只好步行。上楼梯的时候，我差点儿和两个香喷喷的姑娘撞了个满怀，她们翻开二两重的人造睫毛，用东北话问我“大哥咋不看着点儿呢”。
陈金芳所说的房间在三楼走廊尽头。我推了推门，门没锁，四十瓦灯泡的光亮稀薄地渗透出来。屋里除了一桌、一床、一张塌陷的沙发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家具了。家具上端坐着陈金芳，她腰背挺直，在昏暗的背景中，脖子的曲线像某种水禽般宛转。
我叫了她一声，她像睡着了一样没吭气。这时，我才看见她的脸上有大片的青瘀，明显是被人打的，嘴唇都肿了起来。我还看见了沙发腿之间的那摊积血。血是顺着她的左手流下来的，把长筒袜都浸透了，并且还在以肉眼不易察觉的速度蔓延着。
我随即看见了她腕子上的伤口——半寸来长，下刀想必非常果决，皮肉都被豁开了。而陈金芳这时才意识到我来了，她睁开眼，歉意地对我笑笑。
“本来想自杀来着，不过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胆儿大，一看见血就害怕了，不敢死了。”她说，“只好再麻烦你一趟了。”
我心里翻涌着，说不出话，弯腰一把揽起她。抱着她往外跑的时候，我感到她的体温比正常人低了许多，但搂在我脖子上的那条胳膊却还是那么有劲儿，手隔着外衣，抓得我的肩膀都疼了。跑过楼外那条小道时，熙攘的人群自动散开，人们瞠目结舌地围观着。在余光里，我看见陈金芳的血不间断地滴到地上，在坚硬的土路上绽开成一串串微小的红花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陈金芳仍在用这种方式描绘着这个城市，然而新的痕迹和旧的一样，转眼之间就会消失。
我把她送到了最近的一所医院。过了晚饭时间，医生终于结束了工作，出来告诉我“抢救基本成功”。又有一个工作人员催促我去补办住院手续。
等到一切忙完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踱进陈金芳的病房。她的临床是一位在小诊所刮宫造成大出血的女中学生，一直在满嘴脏话地喊疼；而陈金芳则紧闭着双眼，咬着嘴唇一声不吭，脸白得几近透明，连皮肤底下的筋络都浮现了出来。
但她的听觉却变得灵敏多了，迅速从女中学生的叫骂声中分辨出了我的脚步。她睁大眼睛，侧头朝向我，眼神向锥子一样。
“谢谢你啊。”
“没什么。”我舔了舔嘴唇，忽然脱口而出，“上次那么对你……实在是对不起。我太不识抬举了。”
陈金芳笑了一笑，也许是失血过多的缘故，她的脸上出现了许多纵横发散的皱纹：“你又没说错，我是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“不不，比起我你已经……”
“当然你也不怎么样。咱们半斤八两吧。”她又接上一句。
我们有气无力地相视一笑。旁边那个女中学生的声音又高亢了起来：
“我操你妈的。
我操你妈的。
我操你妈的。”
我在医院的走廊守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医生说陈金芳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，我才回到单位去上班。这以后的两天，我每天晚上会到病房看看她，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，醒了也闭着眼睛，仿佛仍在虚弱地苦挨。我自然也不好跟她说什么。
到了第三天，我才走进病房走廊，就看见长椅上并排坐着两团人——的确是“团”，一男一女，身量都矮而肥胖，穿着鼓鼓囊囊的棉大衣。尽管多年不见，但我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们是陈金芳的姐姐和姐夫。
他们的模样也大变了。许福龙不再是那条精壮有力的汉子，他佝偻着腰，缺了几颗牙，连嘴唇都瘪了进去。陈金芳她姐呢，那对引以为傲的大乳房早就垂到肚皮的位置上去了。他们面无表情，脸上笼罩着脏兮兮的沧桑，一看就是常年都在干体力活儿。
我在他们面前站住脚，陈金芳她姐半张着嘴，打量了我半天，也没认出我来。我只好自我介绍是陈金芳的“朋友”。
陈金芳她姐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她没欠你钱吧？”